罗 燕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要：我国学术正面临着以反“五唯”为行动纲领的制度批判。理解“五唯”学术评价产生的制度根源，以及“五唯”学术评价所蕴含的制度危机，并探索我国学术评价的未来制度构建方向，对于完善我国大学的治理体系、提升我国大学的治理能力和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以上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剖析和阐释，以助力我国大学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型。

关键词：“五唯”学术评价；制度分析；大学治理

所谓制度，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它或以组织机构的形式出现，或以条文、非条文的行为规范的形式出现，或者两者并现。因为它是结构性的，所以具有稳定性，并对个体形成外部性制约。虽然制度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范畴都有应用和发展，却有新、旧理论范式的差别——旧制度主义关注结构，特别是对结构的构成、冲突及其功能展开分析；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与外部环境的连接机制，这既包括该制度所嵌入的其他制度及其系统，也包括蕴含并支持该制度的普遍性文化认知系统，后者更是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取向。 

依据以上对制度概念及其理论范式的定义，我国目前对学术界开展的反“五唯”，其本质是一场学术评价制度的批判运动。“五唯”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开展学术评价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既被写进各级组织机构的制度文本中，也是管理者在实施以“绩效”为核心的学术管理行为时的指导思想，甚至是核心业绩指标（KPI）。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为分析框架，揭示“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性起源，特别是其所嵌套的制度环境，及其因制度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新环境下我国以学术评价制度改革为契机的大学治理转型。

一、 “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成因

关于“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性起源，有学者认为它根源于锦标赛理论在学术管理中的运用，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自由市场化运动中，新公共管理潮流对社会问责制的强调而带来的审计模式。笔者以为，锦标赛管理或许为各类学术排行与淘汰提供了操作合法性，但它并不是“五唯”学术评价制度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是以学历、论文（SCI/SSCI/CSSCI）、奖项、职称、帽子为依据，而不是以其他要素（例如课题经费）为依据来构建学术的排行与淘汰机制。同样，新公共管理潮流下的审计模式也不能给这个问题以解答。

从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五唯”作为一种学术评价的子制度，其形成是嵌套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宏观环境中的。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高校一直以国家治域下的单位制运行，师生与学校、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形成特别权力关系——前者负有服从之义务，后者具备支配前者之权能。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市场化的转型，特别是1998年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这一特别权力关系便开始出现松动和变化。虽然我国高校的法人地位具有双重性——在国家批准和授权下我国高校可以具有行政法人地位，同时我国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我国高校法人化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高校运行的自主权。

法人地位的确立为我国高校带来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以及可以凭借其主体地位去博弈国家、社会乃至国际资源的自由和可能，从此我国高校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财政拨款、学生学费、土地、银行信贷、社会捐赠乃至企业需求，像薪柴源源不断地填进高校竞争发展的炉膛。仅以“985工程”为例，国家一期（1999-2003 年）投入 227.7 亿元，二期（2004-2007年）投入225.83亿元，三期计划投入逾450亿元，用以支持32所重点高校建设。资金投入之大、之集中，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罕见。据教育部披露，2019年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八所高校的预算经费总和已超过了1349亿元，其中清华大学高达297.21亿元的年度预算更是一骑绝尘。

然而，仔细阅读国家颁布的“985工程”规范性文件可以发现，虽然《“985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中提到要对项目的建设成效进行绩效评估，但文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评估办法。事实上，无论是财政部还是教育部都没有公开组织实施对“985 工程”建设成效的评估。相比之下，更被关注并被推进的是大学制度变革。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熟悉的政策假设——制度变革可以释放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高校实际上是循着国企改革模式——对内建立用工自由，对外建立竞争自由的市场制度，而开始其发展之路的。与国有企业进军世界前500强的目标一样，我国一批公立高校以进军世界大学前100强为建设目标。而这就催生出对世界大学排名的切实需求。

于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为独特的一幕出现了——以媒体（纸质媒体和新媒体）为载体的各类大学排行榜成为监测“985工程”建设成效的主要机制。对此教育部和财政部不说是乐观其成，至少是袖手旁观的。“第三方独立评估”这个专门术语也被炮制出来，用以支撑其合法性。2003年，第一个世界大学排行榜——ARWU在我国正式推出，紧随其后的是2004年在英国推出的Times-QS世界大学排行榜。如果说，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出台之初衷或许有满足我国高校建设成效评估的内部需求，那么在Times-QS世界大学排行榜出台之后，二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协力，与中国缔造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以及发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政策动议一起，实实在在地引发了一轮全球高等教育竞争运动。

作为一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其核心的机制是“脱域化”（disembedding），亦即将社会关系从在地的互动情境中抽离出来，而这源自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以及空间（space）与位置（place）的分离。前者主要表现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时间标准化和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虚化”；后者则表现为不受“在场”支配的社会活动空间，实际上是一种“空间的虚化”。正是在两者的作用之下，使得基于位置的社会关系结构被“延展性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重构，脱域化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符号筹码”（symbolic tokens）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符号筹码是指通用的信息媒介，就好比进入赌场进行博彩游戏，不管你带的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需要先转换为赌场筹码，竞技是基于筹码的，而胜负结算则是把筹码转换回特定国家货币的过程。在我国发起并推动的这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学历、论文和奖项便扮演着学术符号筹码的功能——无论你在哪国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只要你拥有国际知名院校的博士学位，发表高质量的 SCI/SSCI论文，并获得国际知名奖项，就可以凭此实现流动；当你结束学术职业生涯时，又可以凭手中的学术符号筹码换取意向国家的社会回报，从容离场。

一言以蔽之，“学历”“论文”和“奖项”作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符号筹码，是高等教育实现“脱域化”的关键。事实上，这一进程源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在科学计量学领域的研究， “学历”“论文”和“奖项”从学术生产力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演化为排行榜的核心指标，再依据高校、学科或者学者个人所占有的符号筹码多寡进行竞争性排序，为学术市场提供选择的信号系统。 “职称”和“帽子”大约只能算是我国本土学术市场通用的符号筹码，而课题因为受限于经费管理制度无法随着学者的流动而迁移，因而不具备成为通用学术符号筹码的可能。这便是“五唯”评价产生的制度根源。

二、反“五唯”的话语批判

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特定陈述方式。它虽由符号构成，但通过陈述，符号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关联起来了。因此，话语不仅涉及内容或表征（representation）的符号，还关联系统形成的话语对象的复杂实践。这比表征多出来的实践难以还原为语言，却正是话语所要揭示与陈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五唯”不是一个名称符号，而是话语的社会构建。反“五唯”究其本质是对该话语所关联之实践——人才评价——展开批判。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我国对人才的重视是长期一贯的。自 20世纪末我国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并于2002年启动人才强国战略以来，便开始了全面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并将其推入经济主战场的行动。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大力开发海外留学人才，更是这些举措中的重中之重。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学界亦称“癸未改革”，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2008年中组部开始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可以说我国政府从制定人才强国战略到亲自组织实施国家级人才计划，其作为不可谓不投入，然而我国人才储备之状况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在美国计划启动对试图升级产业链的中国进行打压且打压的重点为科技领域的紧迫形势下，中国科技和产业创新人才稀缺的实际状况更加凸显。与中国一流大学排名的快速爬升相对照，创新人才短缺的加剧显得特别刺眼。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特别指出要推进人才评价机制的改革， “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这是“三唯”作为负面清单首次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文本中。2018年，中美关系急速下坠。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并做了讲话，矛头指向了人才评价制度——“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很难想象，在场的与会人员顶着“院士”帽子，心中做何感想。同年7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重申了要“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至此，作为负面清单的“三唯”变成了“四唯”。值得注意的是，与习近平总书记 5月份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发言不同，“唯帽子”悄悄地被“唯奖项”替代了。《意见》还明确指出，“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作为国家政策文本，如此清晰地写到人才评价的操作性层面，甚为殊异。两个月后，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如果说，之前的反“三唯”、反“四唯”无论是话语还是政策出台均未出现在职能部门，那么在国家领导人密集的话语批判和中央文件出台的压力下，10月1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出台。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不客气地把“唯帽子”加进去了，于是“四唯”负面清单最终被定格为“五唯”。

如果我们考察“三唯”“四唯”和“五唯”负面清单的政策出台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之变化实际上与我国“双一流”战略推进之不顺畅有关。自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职能部委迟迟没能拿出具体的实施办法，直到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才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又过了大半年，9月21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才正式确认公布。也就是说，从中央完成“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制定，到该战略开始被相关职能部门付诸实施，其间足足花了两年多时间。反“三唯”正是出现在“双一流”战略迟迟未能被落实的2016年。事实上为了推进“双一流”建设，2016年6月7日，教育部宣布《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和《“985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等一批文件失效，这虽然从政策层面终结了“985工程”，但“985工程”与“双一流”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学界却始终未能厘清。反“四唯”和反“五唯”正是出现在这段混沌时期。直到 2019 年，教育部宣布“已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才从话语上彻底终结了“985工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三唯”“四唯”和“五唯”，实际上是对“985工程”建设模式的批判。这可以从“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命名中看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目标并没有改变，要改变的只是以全球化为取向的“985工程”的建设模式，而“五唯”是这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脱域化”的关键所在。那么是什么导致“五唯”学术评价模式难以为继呢？

三、“五唯”学术评价的制度危机

笔者以为，反“五唯”的制度批判根源于全球化内在的危机。就像我们会好奇，为什么当今世界的全球产业链明明是美国缔造的产物，美国却不遗余力地要拆解它？

因为全球产业链，是将一个商品的生产环节依据不同民族国家的优势进行分配，以期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同的生产环节所增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美国居于人类知识体系的中心，握有核心技术，毫无意外地成为利润分配中的赢家。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美国不具比较优势的环节，例如劳动力依赖的制造环节被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原本属于美国劳动阶层的工作机会便被剥夺了，这便是全球化带给所有卷入其中国家的共同后果——社会撕裂。同一个社会中，一些群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拥笃它，另一些则是被其剥夺者所以反对它，并因此埋下认同危机的种子。

所谓认同（identity）是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其制度存在之基础是其成员的文化认同。然而，全球化却让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在相信什么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上，产生着分化。这在我国发起的这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也毫不例外地有所表现。自从我国若干所高校在国家的强力驱动下开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我国的知识阶层便出现了分化，并产生出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相信学术的政治无涉价值观，使用非母语的英语作为工作语言，遵循欧美学术期刊通用的同行评议制度在世界范围生产着知识，并积极参加欧美学术会议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很少来自对本土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更多是对欧美一些理论或观点的印证与发展，以此寻求被接受从而“成为国际性学者”。为此，他们积极积累学术符号筹码，向外寻求国际学术市场的流动，向内攫取学术体系顶端的精英位置以掌控规则与资源。他们无疑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赢家，但他们与所在的社会(无论是其本土还是流动所至）并无紧密的情感和道德连接，用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的话来说，他们的卓越“丧失了灵魂”。这正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通病，于中国是如此，于美国也不例外。

事实上，高等教育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还有所谓的“利益无涉”评价取向，特别是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的格外推崇。然而，评价（evaluation）与测量（assessment）不同：测量是根据一定准则给测量对象分派数值以描述其状态的过程；评价用著名评价专家库巴和林肯的话来说则是“对被评事物赋予价值”，是参与评价的人或团体关于评价对象的一种主观认识，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同心理建构。事实上，评价的概念本身已经蕴含了目的以及与目的一致的价值判定准则。如果评价者是独立于被评价对象之外的，是“利益无涉”的，他们又依照何种目的和标准来判定其价值呢？因此，所谓“利益无涉”的评价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如果不是评价代理人掩盖其自身目的与准则的托词，便是对“脱域化”的一种高调宣扬。

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虚无的“利益无涉”评价取向，使得我国学者关注符号筹码远甚于学术价值，也因此生出了丛丛乱象。学者一边从国家基金申请项目资助，用项目经费支付国际期刊高昂的版面费，一边凭借发表的SCI/SSCI论文从校方领取科研业绩奖励作为资源回报，这还不包括那些由“第三方”代写、代投等严重的学术欺诈行为。最能体现“脱域化”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的，莫过于今年年初当我国面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巨大危机时，顶级科研机构和医院的学者不是投身抗疫，而是抢发国际期刊论文，以至于科技部等多个部委不得不发文，要求科学技术人员“把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首位”， “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迷失在资源博弈与全球学术市场竞争中，我国以学术符号筹码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亟待变革。

四、反“五唯”后我国学术评价的制度取向

综上所述，“五唯”学术评价产生于我国以“985工程”建设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宏观大环境中，其本质是一种“脱域化”的符号筹码，以促进学术的市场流动与竞争。这种学术流动与竞争是以资源为导向的，它不仅产生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年代，事实上博弈的也是诸如国家财政拨款、银行信贷、土地、国家项目经费等庞大的资源利益。 “五唯”学术评价为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一套合法性机制，但它同时也带来深刻的认同危机，对中国这样一个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的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如果我们清算了“五唯”的学术评价制度，对已有的相关管理文件成功地进行了清理，我国未来的学术评价又将何去何从呢？

笔者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做两方面的审视：其一是制度环境；其二是制度的文化认知取向。所谓制度环境，是指一个制度所嵌套的由其他制度所构成的外部系统；而制度的文化认知则是指共同的意义框架，即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同认知建构。“五唯”学术评价是嵌套在我国发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场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中的，其指向的是“全球知识融合（integration）”这一意义框架。然而，随着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并执行“与中国脱钩”的反全球化战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便有了方向性改变。我们能否再搭美国科技和学术的顺风车成为疑问，把自己的学生送到美国一流大学中去学习关键领域的科学技术越来越难，事实上我们可能无法再依靠美国的学术同行评价制度来对我国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美国的学术系统来限定我国知识生产的内容，并因此形塑我国学者的身份认同。所有这一切都打破了人类知识融合的认知前提。而没有了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系统的合作——为我们承担实质的学术评价，我国管理者所信赖并依托的量化指标将失去质量的基础，他们因此而建立起来的绝对控制权也会随之丧失激励学术生产力的制度含义。

正如美国对我国产业界实施技术制裁，让我们看到我国表面繁荣的经济增长下面悬浮的基础，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学术不合作，也让我们看到我国表面繁荣的科技论文增长下面的虚空——我国的学术生产缺乏独立的支撑基础。即使是我国最好的大学，对于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学术发现的价值评判，仍需依靠国际同行来帮助完成。我国的学术市场虽然很大，却是依附性的。

无论是学术的依附属性，还是国内学者的认同危机，它们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仅从管理的角度已无法应对。事实上，自从我国致力于在学术组织外部构建学术市场的全球流动与竞争机制，在学术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筛选与淘汰制度——从聘任合同淘汰到岗位分流淘汰，再到准聘、长聘的职业分期淘汰，我国管理层在使用的管理技术和手段上不断翻新，这样进取的态势或许可以让国家的决策精英感到安慰，但对夯实我国学术的基础并无真正助益。我们需要中国的学术界有能力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有效的实质评价，而这是靠单纯改变学术评价的指标或其他技术特征无法达到的。我们需要学术评价整体模式的改变。

为此，笔者提出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实质性评价取向。共同体作为概念，最先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有机体，它以本质意志为基础，通过默认一致和信仰将人们联系起来。相比之下，社会是非自然形成的、个人本位的机械聚合和人为产物，是以选择意志为基础，通过法和公众舆论将人们联系起来。相比于共同体，社会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类连接模式。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进程，人们逐渐生出对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强劲需求，因此迎来了共同体概念的回归。学术共同体作为概念，则是1942年由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拉尼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他将学术共同体定义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这个概念后来得到广泛认同。从该定义中，可以洞悉学术共同体具有以下核心要素：（1）共同主体，即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精神意趣和文化生活的人群， “一群以学术作为生存方式的人”；（2）共同规范，即全体成员自觉遵守学术行为准则，违背学术准则的行为称为失范，其中蓄意违背学术行为准则以攫取不当利益的行为称为学术不端，而以权力为手段攫取不当利益的学术不端行为又被称为学术腐败；（3）共同治理，即由学术主体基于共同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展开相互评价并依此进行裁决的机制。

虽然我国目前也运行着学术的同行评价，但它并不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这表现为我国目前的学术同行评价一般使用的是无记名投票的决策审议机制，也就是说，在这种机制中评价者的评价行为不接受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监督。于是，我们不知道学术评价者评判的依据是什么，是否遵从了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和规范，因此也就难以确定评价人的责任，更无法调动他们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这在学生被授予博士学位以及教师职称晋升这种关乎学术共同体守门制度以及学术体系维系的关键环节，显得尤其不适用。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实质性评价，需要围绕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和规范体系来构建评价者资质、评价的程序性规范，以及裁决机制。关于这一制度的构建机制与路径，笔者将单独撰文予以阐述。

总结而言，我国必须建立并健全学术的内部实质性评价制度，以对过去聚焦资源和产出数量增长的外部评价机制进行必要补充。唯其如此，我国的学术评价才会同时具备数量和质量两维的评价属性，我国依赖西方学者作为学术体制的基础、依赖西方学者保证学术评价公正性的困境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也只有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战略才能走得坚实、长远。即使当前全球化进程呈现湍流特征，人类知识体系的连接与融合这一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